把什么引进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

这不仅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使行政诉权的权利性、有权利必有救济命题的规范性凸现出来，从而体现依法裁判），而且展现了主审法官可贵的理论勇气和职业责任感。[6]第二，保护规范理论限制行政诉权（A3）。

由此，我们所熟知的司法裁量论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条件是将利害关系作为一个诉讼法问题来处理：由法院在个案中，对保障个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以及防止滥诉和司法成本过高等诸多价值进行权衡，[20]来决定特定原告是否适格。根本而言，政治权利与行政诉权是两种权利、投诉举报与行政诉讼是两种制度，各自分道而行。李洪雷教授在报告时指出：德国基本法所立足的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我国《宪法》是共和主义的。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即便这个论据本身成立，我国现行法下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性也是难以证立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保护规范理论本身所带有的不确定性毋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可接受的。

致敬李、成两教授惠允争鸣，本文如果有什么贡献，当归功于两位。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还是主观诉讼，我国《宪法》未规定;《行政诉讼法》第2条在《宪法》所预留的法律形成空间内，确立了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构造，从而为保护规范理论预留了接口。【1】但其最重要的影响恐怕在于，它使原告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不再依赖于该项权益是否属于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权益保护类型，而是转向对被诉行为所涉及的行政实体法规范的解释【2】。

但保护规范理论在解释规则和方法上的开放与变化，又未影响其核心基准一以贯之的确定性，即对个体公法权利的判定应以规范，而非以事实影响为基础，应依据规范性（Normativitaet），而非事实性（Faktische Betroffenheit）来证立个人的公法地位【63】。【54】Mernger, Der Schutz der Grundrechte in der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in: Die Grundrechte, hrsg, von K.A.Bettermann, usw., Bd. III/2(1959), S.753. 【55】 Otto Buehler, Die Subjektive oeffentlichen Rechte und ihr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sprechung, Berlin:Springer, 1914, S.36. 【56】Ulrich Ramsauer, Die Dogmatik der subjektiven oeffentlichen Rechte, JuS 9/2012, S.773. 【57】赖恒盈著：《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评析》，元照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在剥离了诉权要素后，温德沙伊德提出了纯粹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请求权是法律上有权提出的要求（das Ansprechen als rechtliche Zustaendigkeit），即某人向他人要求东西的权利【6】。直至今日，有关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规则仍旧处于持续发展中。

其开放性在于，保护规范在其发展中已形成了一整套有助于法律解释的原则、方法和推定的集合【61】。三、 实体法思考下的主观公权利与行政诉权 如果说在实体法范畴内，主观公权利概念所要处理的主要是构筑出私人针对行政的法地位，继而将整体公法构建为公民针对国家的请求权体系的话，那么主观公权利的实体法构成反映于诉讼中就表现为诉权、诉讼可能与诉权实现。

保护规范理论 序言 原告资格一直是行政诉讼中最具理论难度的问题。诉权/主观权利，诉讼请求/实体请求权由此互相对置，并一体性地统摄于整体的请求权概念之下。但任何人类的意志行为都必须有确定的内容，人无法单纯地意愿着【7】，这种意愿必须具备一定的目的，而这种目的被耶林总结为利益（Gut），耶林也由此提出理解权利的另一路径，即权利就是利益。据此，从国家作为法人的独立人格，至国家的自负义务，再至个体人格，最后至个人的主观公权利，耶氏用层层递进的缜密逻辑构筑起公权的整套概念体系。

【23】[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一、主观权利与诉权在私法中的关系变奏 主观权利【3】和诉权的关联，无论是在公法或私法中都始终是一项难解的问题。【40】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但因为国家法人说的直接影响，最初的主观公权利并非仅限于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同样涵盖国家的主观公权利。

但有关如何从客观法规范中析出私益保护性的见解格外庞杂，这也使保护规范理论最终汇聚为有关解释方法、基准和规则的整体【29】。【45】也因此为防止过度严苛可能导致的权利限缩问题，德国法在此阶段，对于原告须主张自身权利受损到何种程度（geltend machen），通说采取推论可能说（Schluessigkeitstheorie）作为标准，即足以认定原告的权利毁损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存在可能即可。

但本文因为立基于德国公权理论，所以遵照惯例使用主观权利以及主观公权利的表达。其二、客观法规范的私益保护性即保护规范。

之后的具体诉权论将诉权内容概括为要求法律保护请求权，且认为诉权不是由原告独享，被告同样享有，这种观点在二战前后逐渐成为民事诉讼领域的通说。此外，将行政诉讼定位为合法监督，并未为个人权利在公法中留存独立为止，权利保护也因此彻底沦为行政适法性审查的反射效果。时至今日，撤销诉讼中的撤销请求权仍旧被理解为是因私人的消极地位、受法保护的利益或法地位受侵害时产生的排除妨害请求权。法院也因此需回溯到实体的法律关系和权利领域之下，借由请求权的解释论来提取原告的诉讼权利。结语 在脉络性梳理了德国公权理论的大致脉络及其对行政诉权的影响后，我们再将视线转移至我国的行政诉权和原告资格问题。【47】这种程序资格又表现为，原告在诉讼中并非是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另一方主体主张其实体权利的实现，而只是以诉的形式对行政符合法律这种一般公共利益加以追求。

【29】E. Schmidt-Assmann, in: Maunz, Duerig u.a., Grundgesetz, Kommentar, Lieferung:1985, Rndr.128ff. zu Art.19 Abs.4GG. 【30】 E. Schmidt-Assmann, in: Maunz, Duerig u.a., Grundgesetz, Kommentar, Lieferung:1985, Rndr.128ff. zu Art.19 Abs.4GG. 【31】Hartmut Bauer, 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Lehre vom subjektiven oeffentlichen Recht, Berlin,S.99. 【32】 E. Schmidt-Assmann, in: Maunz, Duerig u.a., Grundgesetz, Kommentar, Lieferung:1985, Rndr.128ff. zu Art.19 Abs.4GG. 【33】E. Schmidt-Assmann, in: Maunz, Duerig u.a., Grundgesetz, Kommentar, Lieferung:1985, Rndr.128ff. zu Art.19 Abs.4GG. 【34】E. Schmidt-Assmann,, Die Beitrag der Gerichte zur verwaltungsrechtlichen Systembildung, VBLBW 1988, S.383. 【35】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4】参阅王锡三：《近代诉权理论的探讨》，载《现代法学》1989年第6期，第23页。

其标志就是，个人的法地位由客观法所具体塑造，个人主观公权利的存立必须依赖于客观法，即主观公权利的客观法依赖成为公权理论的固定构成。因为研究的裁判实务志向，布勒放弃了从权利本质去理解意志力的路径，而将意志力要素与司法保护、诉讼权能问题相连，由此，通过司法裁判而获得的实现可能被作为公法权利识别的一项重要要素，主观公权成立的前提是其必须具备诉讼可能性。

但之后主观公权利被逐渐缩减为个人的公法地位，公权理论也因此具有了单向指向。主观诉讼将诉讼目的定位为个人权利保护，将实体法上的主观公权利与诉讼法上的诉权相互对应，也因此，与其相匹配的诉权也应做一体化理解，即它不仅包含原告的形式适格，同样包含其实质适格，申言之，它不仅包括在裁判上的追诉权或追诉适格（Prozessfuehrungsbefugnis），还包括在系争法律关系之下的权利归属（Sachlegitimation）【43】。

在这些多样化的法律关系之下，是否将第三人的利益地位承认为法律上的权利，就属于阿斯曼所说的立法者在分配行政下的形成自由。布勒强调客观法规范唯有具备私益保护性，始生成主观公权利的另一个显见结果就是：它使主观公权利的存立问题，最终转化为请求权体系支配下的法解释问题和法解释作业。第三人或曰利害关系人（Betroffenen）权利判定问题的出现，同样因为现代行政作用的不断扩散。【49】[日]小早川光郎著：《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20】换言之，所谓权利法定主义所主张的，并非就是权利仅由法律所赋予，而是权利由法律所保障，其证立和边界都有实定法作为依据和来源。这种二者交融混沌不清的状况状况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前半叶德国普通法末期。

从法技术角度而言，它使所有高权活动与决定都可归属于国家，国家也因此得以在国内法秩序中同样成为权利义务的归责主体。但以利害关系为基准来实现原告资格的不断放宽，虽然契合了现代国家下不断膨胀的权利保护需求，却也引出了权利轮廓日益模糊、保护边界逐渐消弭的问题。

而国家对个体人格的承认，又以国家的自负义务和自我限制为前提。我们也因此得以理解为何布勒会倾向于当规范保护意旨不明时，或是规范事实上（faktisch）为个人利益提供了保护时，确认其具有目的上的私益保护性。

请求权在法庭的可诉性，是请求权的一个侧面，而非构成请求权的物质【5】。相应的，公民提起公法诉讼需以权利毁损为前提，此处的权利依照公权理论，并非是概略的所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是公民在实体法所拥有的主观公权利。为弥补一般自由权保护的无轮廓，公法教义又在干预（Eingriff）或曰侵害概念之上粘合了目的性（Finalit#228;t），即如果公权作用是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这种干预又明确以对某人利益的剥夺或限制为目的，此时断定个人的法地位受到侵害就没有任何问题。（二）保护规范理论的开放性与基准的规范性 保护规范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上述连接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工具作用，又与其自身的开放性与核心基准的确定性密切相关，二者看似矛盾，却被艺术性地集于一体。

【38】Wilhelm Henke, Das subjective Recht im System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Ergaenzungen und Korrekturen, DOEV 1980, S.680ff. 【39】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国家创设了个体人格，而人格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又具体表现为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身份）上附着着各种权利。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原告资格或是诉权仅类似于违法行政的追诉权，而并不涉及实质意义上的原告适格。德国《基本法》在二战后不仅赋予基本权利以直接的法规范效力，用以约束包括立法者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还确立了无漏洞司法保护原则，由此彻底实现了公法诉权的概括主义。

其原因在于，当撤销诉讼被理解为实体请求权的贯彻手段而非纯粹的诉讼法制度，当出现新的纠纷类型，或是新的权利保护需要时，司法就必须以请求权的解释论来将值得保护的利益翻译成实体法的言语，但这又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如下风险，即因为受制于请求权体系，而对某些值得保护的利益，因为找不到适合于体系的构成而不得不否定权利保护【50】。这种一般法优先的主张，又与其所提出的分配行政（Verteilungsverwaltung）概念相关。